近日，“笔下春秋——高旭奇中国画艺术展”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。

第一单元·名士先贤诚可嘉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，有过知青或从军经历的画家，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艺术群体。他们成长于建国初期，青春期遭遇动荡与教育中断，经历知青下乡或投身行伍，代表画家有：冯远、刘孔喜、陈丹青、高旭奇、张晓刚、袁武等，皆从自学或考学中突围，进而重塑命运。在生活的淬炼下，他们的艺术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时代特征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支“时代劲旅”，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。

观其人，识其画。高旭奇辽宁丹东人士，有着北方人直率和刚毅的性格；久居湖湘，又浸染湖南人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。其性也，如岱岳之巍巍；其怀也，若洞庭之渺渺。艺术之道，苦心孤诣，尚古而慕贤，追宋元明清之遗韵。至于行藏，独立不群，不俯仰于权势，不附和于时代流弊。他所描绘的人物画，从内容形式上看是文人、名士、贤哲及梅兰竹石之属，其核心却是其追求的笔墨意趣和学术归旨。其写意人物，布局立意高远，造型神态各异，或抚松盘桓，或对石而立，俨然六朝人物，了无半点烟火尘滓。写石则枯骨冰心，写松则老干虬枝，皆以篆籀笔法入画，极富金石趣味，追求宁拙毋巧。高旭奇尝言：“持高洁非慕虚名，乃士人本分，亦丹青根柢。”

第二单元·一苇仗剑驱魔邪

如果说“名士先贤诚可嘉”是高旭奇学术上的归旨，那么他笔下的达摩与钟馗形象，则早已超越传统人物画的范畴，成为承载其个人世界与艺术理念的“精神图腾”。

“一苇”取自达摩一苇渡江之典，“仗剑”则源于钟馗画像中手持宝剑的形象，以法器代指人物。在传统绘画中，达摩常被塑造成“面壁九年”的枯寂圣僧，钟馗则多呈现为面目狰狞的捉鬼之神。反观，高旭奇另辟蹊径，别开生面：他以当代化的造型手法注入人格关怀，将率真流行的书法题跋融入滚烫灵魂，再将新风尚的神佛形象糅进人情世故之中。于是，其笔下的达摩成为充满张力和情绪变化的先觉者，钟馗则化作人间侠客和公平正义的替身。

纵观高旭奇的人物画创作，以“达摩与钟馗”为题材的作品，无论是从风格样式的广度、技法语言的深度、还是影响的深远度上，均代表了他人物画研究的一个高度，也是“高氏图式”典型的符号化表征。由此观之，对于当代中国画而言，传统题材依然有探索的新空间，水墨人物画的语言边界仍在不断拓展，而新时代文人画的风骨与社会担当亦将持续演进。

第三单元·艺林宗伯勿须羡

“艺林宗伯”在此特指高旭奇笔下清末以来的中外绘画巨擘。本单元中，画家摒弃“名士先贤、达摩钟馗”的仰视目光，从研究者和创作者的视角走近大师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谈。他以水墨为镜，以史为鉴，着力描绘那些曾照亮过艺术史的璀璨身影。而今观之，这一幅幅画面，一串串名字，就是一座座艺林高山，亦是美术史上一座座丰碑。柯勒惠支的悲悯、毕加索的狂放、白石老人的天真、黄宾虹的浑厚——这些艺术界的精神徽记，被他以写实为骨、写意为韵，于宣纸上再度显现，令先贤风神宛在眼前。

由此可见，高旭奇在人物创作对象的选择上，有着明确的目标、规划与系统性认知。观其几十年来的作品创作，从古人先贤、文人名士，到释道宗祖、高僧罗汉，再到政治伟人和文艺大家，既梳理出时间脉络，又兼有个案研究系列，恰似一部通史式的人物图谱。这一单元中，个别作品虽稍带照片感，却不妨碍他将瞬间影像化作绵长的精神凝视。写实之处，是对风骨的诚意摹刻；写意之处，是灵性的自由挥洒。真正的传承，从来不是亦步亦趋，而是借前人之光，照见自己的笔墨疆域。

第四单元·何妨冷眼对烟霞

名士先贤诚可嘉，一苇仗剑驱魔邪。艺林宗伯勿须羡，何妨冷眼对烟霞。

此次展览，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理解展品之间的关系和艺术家的创作理念，策展人以自作诗句为题，将四个单元串联成一条清晰的精神线索和隐含的时间轴，大致勾勒出高旭奇上承战汉，下辖当代的绘画研究谱系。本单元选取的人物画，皆以“冷”为铠甲，以“眼”为刀刃：钟馗怒斩伪善，八大山人默对残山，王国维以身殉道，鲁迅向死而生。众人看似冷眼对烟霞，实则以一身风骨，为时代立心。面对世俗的浑浊和时代的变局，他们拒绝同流合污式的和解，唯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一切，守住精神高地。

究其根本，这跨越时代的共鸣，正源于共通的灵魂底色——遗世独立的品格和独自清醒的灵魂。

展厅探秘